湿热病的论述首见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描述了湿热所致痹症、痿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揭示了脾为湿脏，对湿邪有易感性。而首次把湿热所引起的湿温作为独立的病名，见于《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东汉张仲景首次对湿热病证进行详细论述。《伤寒杂病论》指出“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此为瘀热在里故也，身必发黄”，提出“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治疗。宋代朱肱则在《伤寒类证活人书》中指出湿温当用“白虎加苍术汤”，其“治在太阴，不可发汗”，该理论为后世医家治疗湿热病奠定了基础。

金元时期，刘河间提出“积湿成热”，“夫诸湿者，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也……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得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即认为湿热可以互生，因此二者亦可相兼为病。指出：“湿热相搏，则怫郁痞隔…”治疗上主张“风胜湿，湿自土生，风为木化，土余治之以风，脾盛制之以燥”，首创清热利湿的治法，并创立了六一散治疗湿热。李东垣认为脾胃湿热“皆由饮食、劳倦、损伤脾胃”，认为“湿热相合，阳气日以虚”，创立清暑益气汤健脾祛湿，选用苍术、白术、黄柏、泽泻燥湿、化湿、利湿，并赞黄芪、人参、甘草，其三药为“除湿热、烦热之圣药”。朱丹溪认为“六气之中，湿热为患，十之八九”，“湿热相火为病甚多”，首次将湿热发病与地域、气候、饮食联系起来，并创立二妙散，堪称湿热之经典名方。

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首次提出内外湿致病，“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安身处江南湿热之乡”，“酒客里湿素盛”，“酒肉之湿助熟，内蒸酿痰”。并提出湿热诊查应尤其注重舌诊，将验齿、发疹等作为望诊内容，发展和丰富了诊法。指出对于湿热病的治疗，清凉之品只能用到十分之六七的经验；要重视宣畅气机，主张三焦分化，对于治疗湿热交蒸而阳气被遏，成为蒙闭之势者，要用“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方法。

薛雪《湿热条辨》：“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至于湿热病邪的侵犯途径和侵袭部位，薛氏指出：“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明确提出了脾胃是湿热病最易损害的腑腑。薛氏进一步指出，湿热病证的产生又与脾气的虚实有关。他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聚为有余，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敦实孰虚；又在临证时权衡矣。”这里指出了脾伤湿盛是湿热病产生的内在条件。至于湿热病的病理变化，薛氏说：“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阳明，中气虚则病太阴。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对于湿热病的证治，薛氏十分重视其属表属里、湿重热重，在上在下与寒化热化诸方面，既运用表里分证，结合卫气营血辨证，又运用三焦分证，结合脏腑辨证，同时还夹杂伤寒六经辨证于其中，融多种方法于一炉。提出辨识湿热病的提纲”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

    吴鞠通创三焦分治的辨证纲领，他悉心研究湿热为病的辨治规律，对各种具体病证确立了相应的病机、治法、方药，使湿热病的治疗逐步呈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局面。提出“宣上畅中导下”分消走泄的治疗方法。在其所著的《温病条辨》中，创立了温病三焦辨治纲领，详细地论述了上、中、下三焦的各阶段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明确了湿热病的治疗禁忌有汗、润、下三法，“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泻；润之则病深不解。”

王孟英对暑、湿、火三气之辨证尤多发挥，归纳湿热病的治疗大法为：“无湿者白虎汤，夹湿者六一散。”谓：“热得湿则郁遏不宣，故愈炽；湿得热则蒸腾而上熏，故愈横。两邪相合，为病最多。”由此，创制了连朴饮治疗“霍乱”。

     综观医学发展史，湿热病的辨治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辨治体系。归纳古代众医家观点，导师得出以下结论：1、湿热病的成因与饮食、劳倦、气候、环境及患者素体有关。2、脾胃为最易受损部位。3、诊断时尤其重视舌诊。4、治疗以三焦分而治之“宣上畅中导下”，并注意分清湿与热的孰轻孰重，兼顾脾胃阴阳的升降平衡，分别采用清热利湿、化湿、燥湿等不同的治疗方法，注意兼顾患者的体质，勿患“虚虚实实”之错误，祛邪时或之后勿忘“扶阳”“益阴”。5、治疗时牢记三禁，不轻易使用汗、下、润。6、湿热病程缠绵，多难速愈，治疗时切勿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免反伤机体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