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数千年来源远流长，中风病的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发展，整个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历经宋金元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完善、现代医家的不断临床实践及系统的科学研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外风论”、“内风论”、“非风论”等病因学之说，有祛风解表、祛风化痰、养血柔筋、益气行血、镇肝熄风等治法，有续命汤类、大秦艽汤、地黄饮子、补阳还五汤、补屮益气汤、镇肝熄风汤等汤方。根据各个时期中风病诊疗的特点，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先秦至隋唐时期

1.1《黄帝内经》

内经中所言之中风，并非现代中风之意义，意为所中风邪。在内经中所谓的薄厥、煎厥、大厥、击仆、偏枯等，相当于现代的中风病。《素问·风论》中说:“风之伤人也……或为偏枯”，明确指出中风病乃“外感风邪”所致；《灵枢·刺节真邪》又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进一步阐明中风病发生的基础是“荣卫稍衰”，这一观点奠定了中风病“正虚邪中”的基础。《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指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指出中风病的临床表现：眩晕、肢体抽搐，并说明系“肝风内动”所致。《灵枢·口问》曰：“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素问·调经论》中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告诉我们中风有两种情况：1、中气不足，气机升发不足，气血不上行，脑与官窍无所荣养，发为眩晕、耳鸣等中风表现；2、气机升发太过，气血上逆，亦发为中风。《素问·脉解》“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血苑于上，使人薄厥。”说明1、情志过极可诱发气血上逆，发生中风；2、肝气失调，易导致情志过极，又印证了中风的发生与肝密切相关。《素问·通评虚实论》言：“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指出肥胖体质，是中风发生的土壤。

内经虽未明确给出治疗中风病的办法，但是从中已有的论述，我们可以这么认为：1、中风发病的基础是正气虚，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所说，保持机体正气旺盛的状态，则可从根本上杜绝疾病的发生，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2、中风发生，与气机升降异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气血上逆犯脑，或上气不足，脑无所养，均可发为中风；3、在中风发病中，肝失所调是发病的关键；4、肥胖、情志失调均可诱发中风的发生，故应清淡饮食、调畅情志以预防中风的发生。

1.2张仲景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中认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正式提出中风病名，言其系外感风邪，致肢体不遂，为“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所致，并说“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 喎僻不遂”，解释了中风之所以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的原因。尚根据病邪所犯部位的深浅将中风病分为中脏、中腑、中经、中络。并提出“养慎”、日常生活中应“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使“病无由入”；病“适中经络”，“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这些涉及中风病的预防、治疗及日常的养生等等方面。

由仲景之言，我们可以得出：1、中风病系“血虚，络脉空虚”之内因，适逢邪风乘虚而入，正虚不能抗邪外出所致；2、偏瘫、口眼喎斜的原因是“贼邪不泄”，致“正气引邪，偏于半身”，故可以针刺以引邪外出，引正气归位。这亦是治疗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思路之一；3、仲景提出中脏、中腑、中经、中络的表述，据此演变出现代中风病的“中经络”、“中脏腑”理论；4、提出预防中风的方法：节房事，节饮食，避免邪风、虫兽、外伤等病因伤害，尚可以针灸、导引、膏摩以提高抗病能力，既病防变。

1.3《中藏经》

据传《中藏经》系华佗撰写，疑为六朝人假托之名。《中藏经·风中有五生死论第十七》认为“舌强不能言”，为风中心脾之故；“手足不遂”为风中肝肾之故。言中风之病位，可借症状予以鉴别。其在醉仙丹一节提出:“偏枯不遂，皮肤不仁，皆由五藏气虚，风寒暑湿之邪蓄积于中，久而不散”，仍是支持“本气虚，外邪侵”的观点。文中尚提出“在上则吐之，在中则泻之，在下则补之，在外则发之，在内则温之，按之熨之也”，为中风病治疗提供纲领性原则。

1.4巢元方

隋期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系我国史上首部病因、病机、证候专著。文中篇首风病诸侯中专门表述中风病。《诸病源候论·卷一风偏枯候》提及:“风偏枯者，由血气偏虚，則腠理开，受於风湿，风湿客於半身，在分腠之間，使血气凝涩，不能润养。久不瘥，真气去，邪气独留，則成偏枯。”指出“血气偏虚，受於风湿”为中风病因，此观点仍是支持“正虚邪中”；并认为“血气凝滞，不能润养”为偏枯之故，此为后世医家“气虚血瘀”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病初期若为外感风湿之故，可予汗法，治疗总宜补虚泻实”。

1.5孙思邈

唐代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所描述的偏枯、风痱、风懿与现代所言中风病相类似。《备急千金要方》居处法第三提及：“凡人居止之室，必须周密，勿令有细隙”，若“小觉有风”，勿强忍，“须急急避之”，否则“使人中风”。仍是强调外感风邪，须避风以防中风发生。其灸例第六言：“大凡人有卒暴得风……皆须急灸疗……不尔渐久后皆难愈”，“夫诸急猝病多是风……宜速与续命汤，依腧穴灸之”，认为中风病起急需干预，否则迁延难愈，并特别提及艾灸可预防中风病进一步发展。此处所言及续命汤类方，对后世治疗外感风邪所诱发的中风病具有指导意义。中风病初起确有部分患者可见表证，因而祛风解表对于延缓病情发展亦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备急千金要方·诸风第二》中，大小续命汤、西州续命汤、大续命散、八风散等等诸方，皆以祛外风治疗为主，被视为中风病从外风治疗之集大成，而大小续命汤亦被后世医家奉为治疗真中风的代表方剂。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尚提及:“人不能用心谨慎，遂得风病……瘥后仍须将慎，不得用未病之前，当须绝于思虑，省于言语，为于无事，乃可永愈”，指出中风病后，宜瘥后防复，需少言，绝于思虑，无为养生。

唐宋以前医家治疗中风悉以“外风”立论，“正虚邪中”这一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后世医家都有影响。

2宋金元时期

2.1严用和

 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风论治》中首先提出中风内、外因分途论治法，指出:“若内因七情而得之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先当调气，然后依所感六气，随证治之”，突出了调气的重要性。文中尚提及卒然中风，神昏窍闭者施以变法，“汤药不能下咽，先宜用搐鼻法，俟其喷嚏，即以稀涎散灌之，若气苏神省，却按前方施以治法”。此处用搐鼻法治疗中风，开窍醒神，为中风多元化疗法又增加了一类。

2.2刘完素

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中提及：肥人“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以通利……故多卒中”，认为肥胖之人易致中风。刘完素认为火热之邪是致病主因，倡导“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变皆为热证”等观点。他提出中风系“心火暴甚，肾水虚衰，水不制火”所致，开创了“热极生风”的先河，同时也为后世医家“肝肾不足、水不涵木”致中风之理论奠定了基础。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中中风论第十》中阐述了三部辨证方法，先为脏腑辨证，次为六经辨证，再辨有无便溺阻隔。治疗提倡分阶段进行，汤药针灸并用，病初以“汗吐下”祛邪，继之以“愈风汤、天麻丸、大秦艽汤”等“大药”和之；他的汗下之法及所发展的七个续命汤类方，为后世医家广为采纳。

2.3李东垣

 李东垣倡导“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医学发明·中风有三篇》中提出“中风非外来风邪所致，乃本气自病”，“凡人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指出中风非外感风邪，实乃气虚所致。其所创的补中益气汤被后世广泛应用于中风病气虚证的治疗。此处肥胖体虚之人容易出现中风的观点，与现代中风病易感体质的认识是相一致的。

2.4朱丹溪

金元四大家中，朱丹溪所处时代偏晚， 其集各家之所长，立足于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等人经验之上，提出其论点。首先，他认为中风发病与患者所处地域、体质相关。“东南之人， 多是湿土生痰， 痰生热， 热生风也”。此为后世痰湿体质易发中风的理论来源。并在《丹溪心法•中风》开篇提出:“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指出中风发病机理:素体血虚湿盛，湿郁化痰， 阻碍阳气，郁而生热， 痰热上扰而发病；或为血虚生风， 喜袭阳位，头为诸阳之会，故致中风。丹溪治中风，重视病位，指出左半身不遂，为血虚、瘀血所致，右半身不遂为痰热、气虚所致。治疗以“治痰为先， 次养血行血”为总则， 处方擅以二陈汤加减， 结合痰的性质， 病情急缓，病患体质而用药。如痰分新痰、老痰，体质注意阴虚、痰湿等等，辩证对待，不拘于一格。由此我们可见，丹溪认为中风病与风、火、痰、瘀、虚(气虚、血虚)皆有关联，并强调了痰之为患。

金元时期，众医家学术争鸣，中风病因病机认识多元化，认为中风病与风、火、痰、瘀、虚皆有关，成为中风病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3明清时期

3.1张景岳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指出:“人于中年之后，多有此证”，系“根本衰”，并说明“所谓根本者，即真阴也”，提出以“左归饮”以壮水，“右归饮”以益火；指出“肥人多有非风之证”；张景岳阐明了“阴虚风动”之原理，及其相关的防治方法，并提出肥胖是中风的高危因素；张景岳指出“本虚则眩”，主张“治虚为先，兼治为佐”。治疗时注意上下分治，上虚应予以升阳补气，下虚则予以滋阴补肾，这对于现代中风病治疗仍有指导意义。

3.2龚廷贤

明代龚廷贤《济世全书·乾集中风》中提出，中风病“未必不由元精虚弱，荣卫失调而后感之也”，认为中风发病可与正虚相关，即使“因火、因湿、因气，亦未必绝无外邪侵侮而作也”，亦认同感受外邪可诱发中风病。龚庭贤对中风病的治疗采取分段论治：若见神志障碍者，先宜通关之药，续予解毒祛痰；无神志障碍，则可依“治风先理气”之观点，予加味顺气散，则气顺痰自消；先“祛邪以治标”，病情好转后补虚固本，宜六味丸、还真丹等。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一书中，认为中风病“当预防之，宜朝服六味地黄丸，或八味丸，暮服竹沥枳术丸，与搜风顺气丸，二药间服，久而久之，诸病可除，何中风之有”；在《济世全书》一书中尚说“中风收功保后宜用延龄固本丹，不惟以杜后患，而且却病延年之圣药也”。龚廷贤不但提出防治中风病，应祛邪扶正兼用，视患者病情，先攻后补抑或攻补兼施，并提出了中风病“病后防复”的治疗措施。

3.3王纶

    明代王纶倡导，治疗中风，需采用痰瘀同治之法。其在《明医杂著》中记载：“若血浊气滞则凝聚而为痰”，认为古人论中风“以血虚、死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并指出疗中风病，因“风能燥，故必用滋血润燥药”，同时治痰，认为“风也，血也，痰也，三者相因”。

3.4喻嘉言

喻嘉言著有《医门法律》、《寓意草》。其在《医门法律》中说：“中风由荣卫气弱，自致津凝血滞也”，认为中风病系“杂合之病”，风、火、虚、痰、瘀常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说，需以“杂合之药”治疗，因此其处方用药从多方面入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此外，尚提出阳虚中风，认为人体阳虚卫外不固，风邪借机入侵，进一步完善了虚风内动之说。

3.5李用粹

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中风》将中风分为真中风、类中风两大类，依据南北地域不同而分。提出真中风系“西北土地高寒，风气刚猛，真气空虚，卒中”，治疗应注重扶助正气，除养血祛风外，注重补脾固肾，以杜痰瘀之源，予补中益气汤或六君子汤之辈。对于中风口噤不开，或痰涎壅盛之危急症候，李用粹采用了多种治疗方法，如：擦法（白盐梅蘸僵蚕、细辛末、龙脑擦牙等）、吐法（姜汁或僵蚕煎汁灌鼻涌吐等）、吹鼻（稀涎散吹鼻）、薰法（黄芪、防风煮汤沸后薰蒸口鼻）及药、食单方诸法。血脉虚而外风中经者予大秦艽汤，外风中腑者予小续命汤；亦秉承朱丹溪之观点：中风常有湿痰为患，应辨左右之病位，在左属死血少血，用二陈合四物汤，在右属痰壅气虚，用二陈合四君子汤。风痰内盛，腑实不通，人壮实者用三化汤，中脏闭者予三生饮，脱者予参附汤。治疗湿痰以二陈为基本方，在头加川芎、蔓荆子或菊花；在手足加羌活，防风；出现手足抽搐加天麻、僵蚕；出现筋挛加钩藤；出现筋急加木瓜；病位在上加桂枝，在下加牛膝。类中风则承自王履类中学说，认为江南“鬼方之域，天地风气既殊”，有“人之禀质”之差别，“肥人气居于表，多痰”，“瘦人阴亏于内，多火”。类中分为火中、痰中、气中、食中、情志所伤五类。火中分虚实两端：实者有心火，予牛黄清心丸；肝火，予泻青丸；风火，予防风通圣散 ；痰火，予滚痰丸。虚者，有血虚，用加味逍遥散；阴虚，用地黄汤；阴阳两虚，用地黄饮子。痰中因痰热所致，虚者予东垣清燥汤，实者予丹溪导痰汤。气中因恚怒太过，治疗先以顺气，予八味顺气散，切勿祛风。食中发于食后，常因感风寒，予藿香正气散；或因恼怒，则先予盐汤探吐，去其积滞，再以平胃散调理脾胃。情志所伤，以肝为先，故常以条肝气、养肝血，予逍遥散、四物、八珍之辈。李用粹治疗中风，集历代医家之大成，秉承宋代严用和之调气说，李东垣之气虚说，朱丹溪之湿痰说，王履之类中说。辩证丝丝入扣，用药极其详尽。

3.6陈修园

陈修园著有《医学实在易》，认为中风源于肝风，辨证时辨别神智最为重要，与我们现代查体的观点不谋而合。急性期的治疗，提倡尤在泾治风八法：（1）开关：即开邪闭。中风邪闭，开表予小续命汤，开里予三化汤，开痰予稀涎散，涤痰汤；痰热闭者，予至宝类方。（2）固脱：参附为首，固脾予白术，固气予黄芪，固血予当归，先予固脱，后予侯氏黑散驱风补虚，填补空窍。（3）泄大邪：中风病中经者，常见风痰瘀阻，阳明腑实，此便秘，需予防风通圣散表里兼顾，汗、下、清、补，若见风动抽搐，善加熄风、化瘀通络、化痰、理气之品。（4）转大气：治中风注意调理气机，转大气主用于气虚中风，多见于老年人，予黄芪、陈皮、人参之品。伴见阴虚加天冬，或改用西洋参，伴阳虚予附子。后遗症气虚偏瘫，予补阳还五汤益气活血通络。（5）逐痰涎：中风多有痰邪，见寒化证，予三因白散化痰开窍；见热化证，予风引汤、竹叶石膏汤；建议可参考二陈、温胆及涤痰汤。注意兼顾生痰之源脾肾之治疗。（6）除风热：中风心火亢盛，肾水虚衰，水不制火，此观点同刘完素，可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黄连阿胶汤。此法提示中风兼有火热之相时，可加用清火药。（7）通经隧：风邪入脏，则不宜开窍之法，宜用风引汤祛风补虚，堵截邪气防其入心。（8）灸腧穴：针灸与汤药合用治中风，取穴少而疗效益佳。

3.7张聿青

清代张聿青著《张聿青医案·卷一中风》，概括了中风病的易感人群为：“气虚多湿”、“痰湿素盛”、“高年精血亏损”。以上体质可与当今王琦的九种体质学说中的“气虚质”、“痰湿质”、“阴虚质”相对应。

3.8叶天士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认为：内虚体内阳气变动，为中风之因。熄风之法遵循“重镇，酸收、填空窍”等等原则。叶氏认为内虚有三：（1）肾精肝血亏虚：水不涵木，肝阳上亢化风，予滋液潜阳熄风之法，宜用清润之品，代表方有复脉汤、虎潜丸。注意谨慎使用攻风劫痰温补之品，以免助热生风；若病情需要使用时，可合用滋阴养血药，以制其温燥。若出现水不制火，心火上亢之风动，治以滋肾、补肝、养心、清火、安神为原则。（2）阴阳俱损：二者不相维系，阴虚不能潜阳，虚阳浮越于上，见舌强不能言，足废不能行之证。治疗以刘完素地黄饮子之方为基础，虽有阳损，不用桂附以免助热生风动血，合予温润养阴之品为主。（3）中土虚衰：中土虚衰，肝阳失其制而生风，可予参附芪草之辈培土熄风，具体可根据病情不同分别予以六君子汤温卫阳、玉屏风散固卫气、外台茯苓饮消痰湿等等。此外根据病情不同，尚有清肝泻火以熄风、养血安神以熄风、重镇潜阳以熄风。总之，叶天士治疗中风以平息肝风为总原则，滋阴、潜阳、重镇、健脾、清热、润燥无一不具，主张从肝、肾、胃、痰着手。

3.9王清任

清代王清任认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虚无气，必停留而瘀”，所创“补阳还五汤”，为治疗气虚血瘀证之代表方，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特别常用于中风后遗症治疗。

此期，进一步完善了中风的病因病机，增加了阳虚生风及气虚血瘀之观点，进一步认识了正虚为本，风火痰瘀为标的病因病机理论，完善了中风的治法、种类以及预防的方法。

4晚清至民国时期

4.1张士骧

 张士骧著有《雪雅堂医案》，于类中秘旨篇讨论中风。他认为：中风皆因“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认为木火上炎有虚实两端，“实者如小儿之急惊，周身抽搐，用清肝通大便药一二剂即愈；其虚者，则真水枯竭，水不能涵木，肝风内动而上扬，冲动脑气筋”。故此认为中风皆多虚证，主张补虚、镇肝潜阳熄风；但是对于年迈者，他亦认为此方法效验有限，因“年高真阴难复，肾水不能养肝”之故，并提出该证“万不可误用参、芪、术”。当然，他亦认识到中风病有其他的证型，如阳虚类中主张予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

4.2张山雷

张山雷著有《中风斠诠》一书，书中认为：因火、气、痰所致中风诸候，皆是肝阳内动为患，也就是气血冲脑之变。本病以“肝风内动”为本，以“火、气、痰”为标。证属上实而下虚，水亏而木火旺，急则治木旺之标，缓则培水亏之本。提出脑为受病之位，非酿病之源。总结中风脉象为“弦劲、浮数、滑大、浑浊”，严重者“上溢促击，虚大散乱”。中风闭证应见“弦、滑、洪大之脉”，若向“伏、小之脉”转变，是“气血不下反”之危象；脱证应见“虚、大脉者”，若出现“虚微、散乱，甚至指下全无”，亦是气血耗散不可救之危候。其辩证特色：（1）闭证治疗，以“开其闭塞为急务，而潜阳降气，镇逆化痰，犹在其次。”主张开泄痰浊，禁用辛香走窜之品，喜用石菖蒲，认为可化痰而无辛香走窜之弊。（2）脱证为“真阳衰微、龙雷之火暴动”所致，应急予“摄纳真阴、固护元气”，此时必育阴益液与潜镇虚阳之法并用。主张滋阴益气之人参、阿胶、鸡子黄等与摄纳潜镇之龙牡、龟板、鳖甲等同用，浓煎频服。中风阳随阴亡，需急用参附回阳固脱。（3）认为闭与脱证均属浮火不藏，故潜藏镇摄为首法。闭为实证，病初，即予潜降之品，若需重坠劫痰之药，不必顾忌。脱属虚证，治初，即须护阴培元，予潜阳药时，慎用金石重坠之品。至于山萸肉、首乌之类即滋填又收摄真元者，可多加运用。潜阳之品，倡用羚羊角，肝火炽盛者可柔肝抑木，以制肝火。（4）开痰泄浊，分体质虚实；实者，宜峻猛之药涤荡，用药如稀涎散、滚痰丸、控涎丹之类；虚者，治当缓化，可用二陈汤配伍杏仁、枳实、竹茹之类药。而如胆南星、竹沥、天竺黄等药，性味和平，虚、实皆可选用。认为生附子只宜浊阴上逆真阳欲脱之证；蝎尾走窜迅速，牛黄则可将痰涎引入心包，均应慎用。（5）法当顺气降逆，认为中风火升痰升，皆属气逆。认为应慎重使用麻黄、白芷、川芎等辛香升散之品，若痰壅气升之实证者，用参甘白术可增中满之弊。宜予温胆汤、古方二陈汤等消痰降逆之辈，或匀气散、乌药顺气散之方。（6）必用滋肾填精之法，因中风之人平素多为肾水亏虚之体，发时致肝阳上亢。治疗时须应注意标本虚实，分清缓急次序。肝阳暴亢之时，急予潜镇摄降；待气火已平，痰浊不盛时，当培护根基，滋水涵木，此为善后之必备之道，宜六味地黄丸、四物汤等养阴补血之方。（7）认为中风之初，骤然肢体不遂，肌肤不仁，此为脑神经被气血扰乱，导致功能失常，不可轻投通经宣络，疏风活血之品；病久肢体不遂，肌肤不仁，经络血脉为痰瘀气滞所阻，此时方宜通经宣络，疏风活血之品。张氏认为桑之枝叶根茎皆可入药，其因通血气，达经络之效，可治肢节之病，其中以桑枝最为效用。（8）中风之体，多是阴血不足，常伴心悸、健忘、精神恍惚等心虚血少表现。故平素滋养肝肾之阴，还要注意培养心之阴血。当以枣仁、柏子仁、茯神之属。

4.3张锡纯

张锡纯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将“脑充血”、“脑贫血”理论与《内经》理论相联系，提出脑充血为《素问·调经论》所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表现为头晕或头痛、躁扰不宁、脉弦硬而长，伴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创镇肝熄风汤、建瓴汤，予以重镇平肝、滋阴清火、引血下行。方用牛膝引血下行，介石药如代赭石、龙骨、牡蛎等重镇平肝风，佐以疏肝滋阴清热之品。“脑贫血”为《灵枢· 口问》所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表现为头晕耳鸣、气短、神倦乏力、肢体痿废不用、脉沉迟或细弱。创造出加味当归补血汤、千颓汤等，治以补气养血、活血通络，重用黄芪，以补气生血。

晚清张士骧、张山雷、张锡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西方医学知识，增加了脑贫血、脑充血理论，进一步完善了中风病的病因病机理论，从而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认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历经唐宋时期的“外因论”发展到了金元时期的“内因论”，经过明清及近代医家的进一步发展，“内因论”逐步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思想。其次，中风病病因病机复杂，以肝肾阴虚为根本，正伤积损，风、火、痰、瘀等病理因素或病理产物交互致病，气机升降失调而发为中风。

治疗方面，唐宋时期，多以“内虚邪中”的外风立论，治疗以祛邪扶正为主，常用续命汤之类方剂以祛风散邪。常用麻黄、防风、细辛、桂枝等药物以祛风解表，伍以黄芪、人参、白术等药以扶助正气，并注重调气、化痰、涌吐、开窍等方药的运用。金元时期，中风病治法以清热、祛痰、益气、养阴、化瘀、熄风方药为主，通腑法如三化汤、固脱法如参附汤、化痰法如涤痰汤等等。常用人参、附子温补阳气，陈皮、乌药理气，南星、半夏化痰，大黄、枳实清热泻下等。明清时期治疗以培补元气、补养气血、养血熄风为主，常用大定风珠、阿胶鸡子黄汤等养血熄风，四君子汤益气健脾、四物汤养血、八味丸温阳、地黄饮子阴阳双补方等等。近代医家张锡纯等注重应用介石类潜阳药物，常用以羚角钩藤汤、镇肝息风汤等重镇潜阳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