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帝曰：“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者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故足痿不用也”。《灵枢·根结》篇所云：“阳明为阖……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内经》中明确指出了“治痿独取阳明”这一治疗法则，后世医家奉“治痿独取阳明”为重要治法，如明·王肯堂说：“百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气处，则不用而为痿，治痿不独取阳明而何哉？”陈士铎说：“痿证居多，自宜专治阳明胃火”，均认为“取阳明”在痿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参看后世医家治痿验案发现，各家既重视阳明而不限于阳明，亦参以其他治法。如朱丹溪提出“泻南方，补北方”的治痿原则及“以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的治法。张景岳提出了“酌寒热之浅深，审虚实之缓急，以施治疗，庶得治痿之全”治疗原则。可见关于痿证的治疗原则，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医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痿病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肢体筋脉迟缓，手足痿软无力，足不任地，手不能举，甚至肌肉削脱的一种病证。临床可见于西医学神经系统的许多疾病如脊髓炎、重症肌无力、肌营养不良症、多发性神经炎、多发性硬化及肌萎缩侧索硬化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所致的后遗症。观《内经》论痿，其表现不仅有痿弱弛缓之症，也有挛急强直之症。《素问·痿论》云：“心气热，……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表现属弛缓之类，类似于西医所说的“软瘫”。《素问·痿论》云：“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两篇对筋痿的症状描述一为“急而挛”，一为“拘强”，均属强直之类，类似于西医学的“硬瘫”。《内经》痿证据临床特点可分为软瘫和硬瘫两种类型。观《内经》以来多对痿证有无患肢拘挛不伸的症状不置可否。唯明·秦景明首次将痿证和挛证分开论述，在其《症因脉治》中将“挛证”紧跟在“痿证”之后，独成一章。至清·王清任，明确将痿证定义为“痿者，手足软弱无力，缓纵不收也。”张锡纯论述痿证，其独特之处在于尚包含中风所致的肢体痿废，即现代脑血管病所致的肢体力弱或痿废不用。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痿病从运动模式上的分类也有所不同。

针灸作为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一种手段，在痿病的治疗中凸显优势。几千年来“治痿独取阳明”的传统选经取穴一直被广泛地应用于痿病的治疗及康复实践中，概因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刺之可激发经气，畅行血脉，使肌肉得以濡养，瘫痪康复，也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结合现代针刺与康复研究理论，针对中风患者，肌张力低的软瘫期要强刺激阳经穴位以诱导张力出现，在肌张力高的硬瘫期若单独针刺阳经的穴位会加重痉挛，不利于康复。临床上往往补泻兼施，在软瘫期以补为主，但不仅补阳明经，在硬瘫期补阳兼泻阴。因此从现代康复医学理论与研究出发，治疗痿证不能单独取阳明经穴，也不能自始至终以阳明经为主穴进行治疗。临床观察显示中风之初肌张力下降表现为“软瘫”，到后遗症期大多数患者表现为肌张力相对增强的“硬瘫”。下肢伸肌群和上肢屈肌群的张力增加，下肢屈肌群和上肢伸肌群的张力相对减弱，产生下肢以伸为主要表现而上肢以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痉挛性瘫痪。根据中风后遗症的痉挛性瘫痪特点，结合现代神经生理学和康复医学原理，治疗本病应诱导异常运动模式向正常运动模式转化，降低肌紧张，协调肌群之间的活动平衡肌群之间的张力，使肌群之间的共同运动模式向分离运动模式转化，促进后遗症的早期康复。吾师认为，“治痿独取阳明”的选经取穴并非吻合中风后遗症痉挛性瘫痪的产生机制和特点，足阳明经在下肢多分布于伸肌群，刺之可使本来已经痉挛的伸肌群的紧张性进一步加强。手阳明经分布于上肢伸肌群，刺之可加强其紧张性以对抗屈肌群的痉挛。所以中风后遗症上肢痉挛性瘫痪取阳明经疗效较好，而下肢痉挛性瘫痪，不提倡优先选择阳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