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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泰教授论扶阳

余天泰教授论扶阳



陈勋善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余天泰名中医工作室,南平353000

[摘要] 福建省名老中医余天泰教授学术理念认为当代疾病存在“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体质及病理普遍现象,主要有社会环境变化、生活方式改变、医源性三大方面原因,阳气是伤寒六经病症传变的决定因素,力主扶阳。临床治疗中特色是补肾阳为核心,扶阳与驱邪互用互补,以温通为法,注重调理气机,善于用经方,强调方证对应,药证对应。扶阳重在辩证,尤崇舌诊。

[关键词] 扶阳法,名医经验,余天泰

余天泰教授从医40余载,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授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第四、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福建省名中医。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潜心扶阳学派与临床研究,擅长高血压病、冠心病等心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善于运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导师的重“阳”理论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及中医学经典著作,同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后形成的。本人受恩师教诲多年,整理其扶阳学术观点,以期同道探讨之。

1.扶阳法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及学派的创立和传承

1.1扶阳法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

我师撰写了《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黄帝内经》重阳思想探讨》、《扶阳学派理论基础与核心思想》、《阳气是伤寒六经病证传变的决定因素》等系列文章,阐述其重“阳”学术思想。

扶阳理论基础起源于《内经》,并且与《易经》《伤寒论》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地,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强调阳气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机能体现。是扶阳学派之主要理论依据。《易经》开篇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乾元,万物资生。”(《易经·本经》)。在八卦排序上,以乾卦为卦首,以“元亨利贞”作卦辞,坤卦则位于后,意在表明阳气既是一切万物肇始之源流,又是其坚固善终之根本;充分体现了:“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重阳思想。医圣张仲景勘称重阳典范,“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认为人若能保持五脏“元真”(阳气)运行通畅,即可得以安和健康。其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冠以“伤寒”二字,意在说明阳气之重而易伤,必须时时顾护阳气,故书中姜、桂、附的使用频率极高,《伤寒论》113方,其中有34方用附子,43方用桂枝,24方用干姜,温扶宣通阳气方药约占大半,处处展现着重阳思想的智慧和光辉。后世医家如明代的“温补”学派,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对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更是进行了丰富、详细的阐述,张介宾在《质疑录·论阳常有余》中更是提出“生由乎阳,死亦由乎阳,非阳能生物,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的论断。因此,重“阳”的理念是有着深厚而悠久的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基础的[1]。

纵观扶阳学派之学术思想,其核心就是重视阳气,推崇阳气,力主阳主阴从。在辩证疾病时总以阴阳为纲,善辨阴火识假热。在临证立法上以扶阳为要务,主张扶阳抑阴,用阳化阴。在遣方用药上擅用附子,对姜、桂、附等温阳通阳方药运用独树一帜。

1.2扶阳学派的创立和传承

扶阳学派,又称“火神派”,创始人为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有医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传于世。他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被人们称为“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

扶阳学派的传人对郑氏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如卢铸之、卢永定先生强调“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扶阳讲记》);祝味菊先生对扶阳学说十分推崇,称“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伤寒质难》),提出了“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之论断,并创立了温潜、温滋、温清、温散、温化和温润等诸多温阳方法。吴佩衡先生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精髓,善用附子和四逆辈扶阳,在附子剂量及应用范围等方面有较大突破。徐小圃先生服膺祝味菊扶阳之论,认为“阳为体,阴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情况下是抗病主力。”(《徐小圃医案医论集》)。唐步祺先生毕生研究钦安医学思想,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忠实传播火神派。李可先生崇尚仲景学说,重视阳气,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下焦一点命门真火发动,十二经循行不息,五脏六腑气化周行,生命欣欣向荣。此火一衰,诸病丛生;此火一灭,生命终结。先天之本肾,生命之本原,所凭者,此火。后天之本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凭者,此火。养生若损此火则折寿,治病若损此火则殒命。”(《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倡导“难症痼疾,师法仲景”,擅长使用附子、乌头等峻药重剂救治危重症病人。卢崇汉先生推崇“阳主阴从”,“在治病立法时,以扶阳为核心”,附子乃“扶阳第一要药”(《扶阳讲记》)[2]。

2.阳气是六经病证传变的决定因素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目前无论是人群的体质还是疾病的病机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阴盛阳衰”是当前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人群所呈现的体质和重要病变机理。老师在临床诊治中崇尚“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理论,并对造成“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病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等文章,提出当今时代造成“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主要有社会环境变化、生活方式改变、医源性三大方面原因[3]。

    我师认为,中医发病学极为重视人体的正气(即阳气),认为体内正气是否充足,是疾病发生与否的内在因素,内因是根据,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转归及康复。《伤寒论》六经病症的发生、传变和转归之决定因素在于阳气。在《伤寒论》中,六经病之排列顺序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一般认为,六经病症是否发生传变,主要取决于正气强弱、感邪轻重、治疗当否等因素,因而决定了其传变的复杂性。其分别表述了“循经传”、“越经传”、“本经自病”、“直中”,有初起两经“合病”,有初起太少“两感”,或先有一经病症,而后逐步出现另一经病症,表现为两经病症同时存在,如太阳阳明“并病”,或由对应的阳经传向阴经“表传里”等。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是阳气这个内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机体正气强盛,阳气充足,抵抗力强大,足以抵抗外邪,则病症传变的几率小,更少发生“直中”。六经病中的“阳病入阴”(从阳病传入转为阴病,表明病情加重)和“阴病出阳”(由阴病向好而转为阳病,表示病情好转)之现象,亦是阳气与邪气斗争的客观反映。提示我们在临证中应当时时顾护阳气,处处以扶助阳气为首务,防止疾病的传变或恶化。通过扶阳而抑阴,祛除阴邪,而祛除邪气的目的又在保持阴精,最终使病态失衡的人体阴阳重新获得平衡,从而实现“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第58条)[4]。

3.扶阳法在临证中的具体应用

    3.1扶阳的核心是补肾阳

    老师认为肾阳为元阳之所在,因此肾阳的充足是脾阳、心阳健运的基础[5]。机体倘若肾阳亏虚,则脾阳不温,心阳不振,则痰浊、瘀血、水饮内生发为多种慢***,因此扶阳的核心是扶肾阳,在临床实践中多以附子、肉桂等补肾阳要药为君药,且量大力宏,配以干姜、黄芪、桂枝等助脾阳、心阳药物,以达到心、脾、肾“三阳开泰”,而达到邪去正安的功效。

    3.2扶阳与祛邪互用互补

老师认为疾病矛盾的解决既要重视内因,又不能忽视外因。慢性疾病多以正虚邪实间杂为主,正虚多为阳气亏虚,而邪实多为痰浊、瘀血、水饮、食积、宿便等,只一味强调阳虚的内因单一扶阳,而对痰浊、瘀血、水饮等实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顾,治疗必然是缓难济急;而单纯力主祛邪等治标,而没有充分认识到阳虚内因的重要性,则治疗必然是事倍功半或者徒劳无功。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扶阳***和攻邪之法是互用互补、相得益彰的,扶阳能为攻邪提供充足的动力,并杜绝实邪的化生之源,以祛除病根,达到治疗最终目标。而攻邪之法是实现“邪去正安”的必要手段。充分体现了在处理正邪关系方面的辩证施治、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

     3.3扶阳以温通为用,注重调理气机

《素问·举痛论》提出“百病生于气也”,老师认为“气”乃万物之本源,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结果。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其生命产生和维系必然离不开“气”,因而,“气”是与人之生命休戚相关的物质,临床诊疗疾病过程中,辩明气机失调之所在和失调之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使气机恢复正常,乃医者之要务。

同时,在慢性疾病过程中,往往存在机体并非真正阳气亏虚,而是由于气机不畅导致阳气闭郁,不能外达而产生多种阳虚症状。因此,老师提出“扶阳不单在于温,更在于温通”观念。临证中常以扶阳作为治疗***,在温补心脾肾的同时,十分注重调理气机。例如:在扶阳益气祛痰化瘀法治疗胸痹的经验方中,就采用了多种调理气机的治疗方法。

主要有:1、益气扶阳,采用黄芪、炙甘草为臣药,取其健脾益气,补气以助扶阳,益气以活血化瘀。2、理气祛邪:采用元胡索行气以化瘀止痛;枳实破气以祛痰消滞;降香降气以化瘀;3、升降制衡:柴胡的升散与降香沉降之性相伍,温通心气而降化瘀血;薤白配枳实,辛开苦降,开宣胸阳且下泄痰浊,从而达到升清降浊,邪去正安,气机升降制衡。

     3.4扶阳法结合多种治疗方法,治法丰富

老师认为慢性疾病中,阳虚多占主导因素,但往往有兼证,单纯采用“姜、附、桂”温法扶阳,其效果往往难以全面,必须和其他治疗方法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因此临床中老师常采用温潜、温敛、温散、温清、温下、温滋、温补等诸多方法治疗,效果颇佳。如扶阳益气祛痰化瘀法治疗胸痹中重用黄芪、桂枝、炙甘草,就采用的是温补方法。

    3.5善于用经方,强调方证对应,药证对应

老师认为《伤寒论》不但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临床基本准则,提倡“扶阳”学术理念,其采用方证对应,药证对应治疗方法更是中医临床施治的精华。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善用经方,强调方证对应,药证对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如扶阳益气祛痰化瘀法治疗胸痹的主方组成中就包括有医圣治疗胸痹的经典方“枳实薤白桂枝汤”。

    3.6非峻剂不能起沉疴,扶阳法主张用药量大效宏

扶阳法在临床应用中,老师认为对于胸痹等慢性、顽固性疾病,由于阳虚的本证突出,因此治疗用药时主张采用重剂,量大才能效宏。认为在遣方用药上,是客观存在量与效之间的关系的,虽说四两能拨千斤,但由于用量不足,病重药轻,就可能杯水车薪,徒劳无功。因此强调在临床治疗,尤其是重症时,主张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准了就应当及时重拳出击,以期快速高效扶助阳气,达到稳、准、狠地打击病邪的治疗目的。在应用附子、干姜、桂枝等扶阳要药,一般遵循以下原则:从常量开始,密切观察药效及毒副作用,采用循序渐进,逐次加量方法,直至获得满意效果为止[6]。

    3.7既重视先天之本,亦不忘后天之重要

老师认为:脾胃为后天天之本,阳气禀于先天,充养于后天。因此在临床上还必须重视后天之本的作用。不忘顾脾护胃。可在扶阳方中加用炒白术、山药、砂仁等补脾健胃,以“补土奥火”,使脾胃健运,生化正常,阳气充养有源,才能使机体内的阳气充足且绵绵不绝。

    3.8运用扶阳法,重在辩证、尤崇舌诊

在临床辩证中,老师认为其中舌脉甚为重要,尤其是舌象,可视为金标准。大凡舌淡红、淡胖、边有齿痕或舌黯或紫,苔润不燥,即可放胆使用。

    3.9一分为二对待扶阳法

事物是辩证的,对待扶阳法也应如此。老师认为:临床上不能因为强调扶阳的重要性而忽略另一面,一味扶阳,应避免剑走偏锋。如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常配磁石以制附子之刚烈;对有热化之虞者,伍用芩、连之类,以温清并用;见有阴损迹象时,加生地、熟地等,以温滋同施,等等。老师更强调:临床上并不是所有的疾病、症候都有阳虚,或者阳虚并不是主要、重要矛盾时,一定要根据医圣之训:随证治之,辩证对待。

综上所述,扶阳法的兴起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有其临证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我们去发掘和传承扶阳法是有必要的,学习扶阳法的切入点应着眼于对扶阳著作的充分学习并结合临床应用经验,时时体会总结,注重疗效,为百姓提供更有效的中医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余天泰.论扶阳学派理论基础与核心思想[J].中医药通报,2011 10(1):23-24

[2]卢崇汉.扶阳讲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3]余天泰.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J].中医药通报,2008 7(6):15-16

[4]余天泰.阳气是伤寒六经病症传变的决定因素[J].中医药通报,2014 13(4):17-19

[5]程坚.余天泰老中医扶阳法治疗冠心病临床经验[J].光明中医,2011 26(6):1109

    [6]程坚.余天泰老中医扶阳法治疗冠心病临床经验[J].光明中医,2011 26(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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